袁国平自1925年踏入黄埔军校四期政治科的大门，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身心投入军队的政治工作。他的职业生涯贯穿了从北伐战争到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的烽火岁月，历经了海陆丰根据地的艰苦岁月，中央苏区的建立与发展，以及万里长征的艰难历程。从江南的抗日战场，直至1941年，他的足迹遍布了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皖南事变在激战中负伤、英勇捐躯。他智勇双全，军政才干兼备。在长达16年的岁月里，他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中国工农红军与新四军的创立与发展，贡献卓著，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的杰出领导者之一。若以他投身革命的时间及当年的任职资历为标准，甚至要早于被誉为“政工元帅”的罗荣桓和“政工大将”的谭政。
早年参与大革命与北伐。
袁国平，别名袁裕，字醉涵，笔名最寒，于1906年5月26日，在湖南省邵东县范家山镇梅仁村袁家台的一户贫瘠手艺人家庭中诞生。在他两岁时，父亲袁九清不幸病逝，而母亲刘秀英虽只略通文墨，却节衣缩食，坚持供他接受教育。袁国平六岁开始就读私塾，十岁时，他顺利考入宝庆（今邵阳市区）的循程学校，与贺渌汀同窗共读。1922年秋季，他前往长沙，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被编入本科第一部的第二十三班。该校曾是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建党先驱的母校，他的同窗还包括郭亮、夏曦、袁也烈、段德昌等人。在良好的校风和师友的熏陶下，袁国平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并担任省学联执行委员。到了1924年底，他正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学生时代，袁国平刻苦攻读，早年便不得不佩戴上厚重的近视眼镜。他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这一爱好为他日后投身革命，从事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1925年10月，当第一师范的教师田汉前往上海时，袁国平毫不犹豫地中断了自己三年之久的学业，毅然追随田汉的脚步前往上海，协助其创办了《南国》半月刊。该刊后逐渐成长为上海的一支重要进步文艺力量。南国社”，该机构下设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个分部。这段工作经历不仅使袁国平的思想紧跟时代步伐，更对其日后在红军与新四军中强调办报与创作文艺作品等方面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在党组织的推荐下，袁国平等一批有志青年报考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他搭乘轮船从上海南下广州，凭借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入军校。由于他身材瘦弱且视力近视，不适合担任军事主官，于是被编入第四期政治科。第四期学员中，不乏知名人物，如共产党员刘志丹、林彪、曾中生、伍中豪、倪志亮、叶镛、郭化若，以及国民党成员谢晋元、张灵甫、胡琏、李弥、唐生明等，尽管他们的主要学习方向是军事。从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第四期学员分七批入学，袁国平于1925年秋季入学，并在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黄埔军校支部由聂荣臻负责，直接接受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袁国平积极参与支部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与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展开了多次针锋相对的斗争。
◆袁国平
1926年七月，广州政府高举北伐旗帜，袁国平同年九月自黄埔军校学成归来，即刻奔赴战场，接任北伐军左翼（第四军）宣传队第四队的指挥官，并与叶挺、蒋先云、周士第、周子昆等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建立了深厚友谊，为日后与新四军的叶挺、周子昆等人并肩作战打下了坚实基础。彼时，他所在的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尖兵，亲身参与了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以及攻克武昌城的壮举。大革命浪潮自珠江两岸涌向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迅速壮大，其中第11军由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在湖北扩编而成。袁国平随之调任第11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投身于讨伐夏斗寅叛乱的激战之中。
贡献于工农红军壮大
1927年，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袁国平便随叶挺参与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然而，部队在潮汕地区遭遇重挫，打散之余，袁国平选择于11月下旬潜逃至香港，并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取得了联系。他随后以省委联络员的身份潜入广州。12月11日，烽火再起，广州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南国的宁静。叶剑英、叶镛、袁国平亲自指挥第四军教导团向市公安局发起攻击，成功消灭了守军和警察，解救出800余名共产党员和民众。起义虽然最终未能成功，总指挥张太雷不幸英勇牺牲，但教导团与广州工人赤卫队联队队长徐向前率领的100余人毅然转移至花县。12月16日，在花县小学的操场之上，他们整编了余部1200人及1100支枪械，并正式确立了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不久更名）。红4师下辖三支部队，由叶镛担任师长，袁国平出任参谋长。红4师最初前往粤北韶关，企图寻觅朱德、陈毅领导下的南昌起义残部，却未能如愿，遂转战粤东。至1928年1月5日，红4师终于抵达海丰县城，与红2师成功会师，共同支援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起义。恰逢贺渌汀及其兄贺果亦在东江特委工作，贺渌汀，原名贺抱真，曾在抗战期间创作了传颂一时的《游击队歌》。此时，应袁国平之托，他创作了《暴动歌》。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东江特委书记彭湃的主持下，红4师在海丰县城红宫在首次党员大会的召开中，袁国平同志被选为书记，同时叶镛、袁国平与徐向前同志分别被任命为师长、党代表及参谋长。这标志着袁国平同志开始主持军队的政治工作。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一家电讯社，推出了油印版《红军生活》，并且推出了第一份普及性刊物《造反》，这两者均成为了红军历史上最早的文艺出版物。
红四师与海陆丰地区的红二师，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率领，携手并肩，共同投身游击战的烽火。然而，随着东江根据地的陷落，包括海丰、陆丰以及五华、普宁、惠来、紫金、惠阳的部分山区，敌军势力的渗透，叶镛英勇就义，徐向前接任红四师的帅印。1928年冬日，袁国平将党代表之职转交贺果，亲自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随后被派回湖南。为了在家乡投身革命事业，他将原名“袁裕”更改为“袁国平”。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平江县山区，向红五军及当地党组织传达中共六大的精神，并担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代理书记（书记为王首道），致力于湘鄂赣边区的游击战争及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在此期间，他与中共湘鄂赣特委妇女部的平江籍女干部邱一涵喜结连理。
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及袁国平。
1929年6月，袁国平结束了在地方党务部门的工作，重返军队的行列，被任命为红5军政治部主任。次年6月，湖北省大冶县刘仁八镇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那里成立了……红3军团彭德怀担任总指挥，滕代远担任政治委员，袁国平则身兼政治部主任与红8军政治委员之职。红3军团作为红军的主力军团，自成立以来便积极投身于战役，首先发起了攻打岳阳、长沙的攻势，且接连攻下两城。在夺取长沙后，全国首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应运而生，由李立三（王首道代理）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等。红3军团政治部设于吉祥巷的大吉祥旅馆，袁国平任命左基忠为《红军日报》的主笔，该报成为红军首份铅印报纸，公开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及《暂行劳动法》《暂行土地法》。此外，他还联合红8军军长何长工，召集了各国驻长沙领事馆、教堂、医院、商团以及记者中的外国人，在会上向300余位人士宣讲红军的政策。8月中旬，红3军团撤离长沙，于平江得知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1军团正从江西赶往支援红3军团。袁国平立刻前往联络，传达红3军团前委建议将红1军团与红3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并由毛泽东、朱德共同领导的意愿。两个军团领导人在浏阳县永和镇的李家大屋召开会议，实现了红一方面军的组建。此举对于扩大正规红军的编制，实现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开启土地革命战争的新篇章，均具有深远意义。袁国平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功勋卓著。
随后，袁国平投身中央苏区的战斗，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红3军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以及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东方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东方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分别由彭德怀和滕代远担任）。在连续五次反“围剿”的战役中，他始终发挥着政治工作领导者的关键作用。此时，国民党第19路军成立福建政府，表示愿意与红军携手合作，共同抵抗蒋介石，抗击日本侵略者，袁国平受命担任红军的谈判代表。1934年1月，瑞金这座红色首都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袁国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在长征过程中，他先后担任红3军团（后更名为红3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党务委员会书记，坚定不移地捍卫了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地位，率领所部部队成功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翻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和草地。在陕北，他担任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受命创办红军学校，并先后担任西北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兼第3科（后改称附属步兵学校或教导师）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编撰了《战时政治工作》《党的性质和任务》等教材，为党培养了众多军政人才。
加强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政治工作
“袁国平政治素养卓越，经验丰富，完全能够独立担当重任。”毛泽东亦对随行的刘志坚、王平表示：“此次陪同你们前往新四军的袁国平，乃是我们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宣传鼓动家。”
1938年，袁国平受命前往新四军任职，途中在郑州与兄长袁醉如合影留念，并题字为证。
4月26日，袁国平率领一群干部历经风尘，抵达黄山脚下的岩寺古镇。岩寺坐落于安徽省徽县境内，曾是新四军军部的驻地。在此，他协助项英负责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新四军由南方8省14个根据地的游击队汇集而成，在分兵游击的战斗环境中，政工干部显得尤为稀缺，政治工作基础薄弱。袁国平深感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正处于初创阶段，遂下定决心，要将这支初创的新四军打造成一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坚不可摧的铁军。为此，他起草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全力加强新四军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并注重对政工干部的培养与锻炼，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
1939年五月，新四军抗敌社出版的《抗敌》杂志第三期中，发表了《新四军军歌（未定稿）》。
“国平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者，才华横溢。”
“出自黄埔军校，首举义旗于南昌，红军发展功绩显赫；驰骋湘鄂赣边，抵御江南敌寇，革命壮志永存。”
袁国平革命精神永存
满腔热血，勤勉珍视，即便洒落，亦能化作浩瀚碧涛。袁国平同志，既是军队党务工作的杰出领导者，亦为政治工作理论及原则的典范执行者。他坚定的信仰、辉煌的革命成就、崇高的品德风范，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在生死攸关之际，他展现出非凡的决断力与无畏的牺牲精神，“愿将最后一滴血奉献于国家民族”，其情其志，足以感天动地，光照千秋。
袁国平自投身革命以来，面对任何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和重重艰难险阻，始终怀揣着对党领导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如在1927年革命转折的关键时刻，他参与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虽告失败，部队一度陷入混乱边缘，但他毅然挺身而出，与叶镛、徐向前共同领导部队整编，带领余部转战粤东海陆丰，成功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在湘鄂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中，他历经坎坷，于1935年10月踏上长征之路，跋涉万水千山，最终抵达陕北。他研读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并以此韵创作：“长征路漫漫，中原战亦闲。湘江翻巨浪，云贵任弹丸。金沙渡暖阳，草地雪山寒。最爱腊子口，夜行笑颜展。”诗中流露出他藐视艰难、坚信胜利的豪迈情怀。尽管历经南北征战，生死考验，他依旧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仍不忘将笔记本和七块大洋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并委托战友向组织汇报，充分体现了他的坚强党性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袁国平擅于将政治工作的普遍原则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敏捷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辟新局面。在红3军团攻克长沙之际，他着力处理两大要务：一是扩充红军队伍，二是筹集军费。在短短数日之内，红3军团便扩充了8000名战士，兵力翻倍，同时筹集到40万银元的军费。1933年7月，以红3军团为主力的东方军挺进福建作战。作为政治部主任，他带领政工干部深入地方，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激励战士们吃苦耐劳、连续作战，最终攻占漳州城，并缴获了敌机。10月22日，军委总政治部《红星》报发表社论《将模范的奖旗赠予东方军》，赞誉为“中央苏区红军的光荣模范”，号召将东方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红军中推广。他到新四军任职后，便深入南京、江宁、镇江、丹阳、芜湖等地近郊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并先后发表了《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对敌军的政治工作》等文章，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加强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精选内容、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不仅身体力行，更严格监督和指导部下学习文化知识。在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期间，他规定战士们每日至少要掌握一个新字，并在行军背包上贴上这些字，边走边学习。他勤奋写作，笔耕不辍。即便在紧张的行军途中，他也会在马背上草拟传单、布告，一到宿营地便迅速印发张贴，发挥政治工作的强大作用。他博学多才，思维敏捷，具备深厚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优秀的文字功底，亲自撰写了大量报告、讲话、文章及教材。在袁国平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袁国平文集》中，收录了他的40篇作品，总计约30万字，涵盖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珍贵遗产。他多才多艺，曾主持《新四军军歌》的创作，在戎马生涯中留下了“北伐长征人犹在”“天翻地覆见大同”等诗句，字里行间流露出崇高的理想和不懈的奋斗精神。
长征途中，他的军马常常驮着伤员，而他的妻子、红军女干部邱一涵用缠裹过的小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的战争环境使他无法照顾到深爱的家人，先后将三个子女送回老家。因家境贫寒，大女儿13岁做了童养媳，小女儿2岁因贫病无医而亡；儿子袁振威8个月大就被送回湖南老家，曾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祖母乞讨为生。
袁国平将毕生精力倾注于革命事业，尤其在皖南事变的风云变幻之际，他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围剿，浴血奋战，英勇捐躯。新中国成立之初，即1952年7月，华东军区派人寻得袁国平等三位烈士的遗骨，并将其迁葬于南京的雨花台烈士陵园，于望江矶新建的中式穹窿大墓中安放，供后人瞻仰与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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