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本质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不仅要有基于围绕民族自身历史、宗教、语言的文化认同，也要有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层面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国家认同的基本要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也会发生变化。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宣告独立。不过，乌克兰境内不同地区的国民，国家的认同意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了能在选举中获胜，政治家们通常会发表一些言辞激烈的动员，他们“惊世骇俗”的“宣言”，一度成为了破坏国家主权完整和社会稳定的导火索。
对此，乌克兰首位总统克拉夫丘克认为：“乌克兰虽然获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但是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要想保护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必须首先要解决国家认同问题。”
坦诚说，国家的事实独立，并不意味着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的全面达成。尽管乌克兰人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但因为历史等原因，有着很强的“俄罗斯化”印记。
对此，有评论家将乌克兰称为“区域国家”。即因为历史等原因，乌克兰国家在种族、语言、宗教等问题上，存在着永远的区域性裂痕和鸿沟。
所以，“如何重新认识乌克兰的国家史”，一直在乌克兰各界存在着广泛争论。实际上，关于乌克兰历史的讨论，早已突破了学术范畴，已然上升到了政治领域。
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而言，如果能从乌克兰人的视角来窥探其历史和文化，特别是俄罗斯统治乌克兰时期的历史，或许对乌克兰现状的认知和理解，能做到相对更为准确的把握。
12—13世纪，本意为“边区”的“乌克兰”一词，开始出现在部分罗斯文献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称谓逐步扩大到今天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并有了一定的民族内涵。然而，截止至17世纪中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过 “乌克兰”这个国家。
进入12世纪以后，盛极一时的基辅罗斯日趋衰弱，最终在蒙古人的金戈铁马面前，彻底败下阵来。拔都建立金帐汗国后，位于西南部罗斯——即今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因地处偏远，侥幸躲过一劫，但先后被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征服。
对于境内的乌克兰人，波兰立陶宛王国实行着极为严苛的殖民统治。一直对乌克兰肥沃土地垂涎三尺的波兰地主和贵族们，不仅在这里大修庄园，刻意限制城镇中乌克兰人口数量，还禁止乌克兰农民私自开垦荒地，并向乌克兰人大量征税。
另外，波兰还大力推行天主教，要求东正教会隶属罗马教皇，将不愿改变东正教信仰的乌克兰民众视为二等公民。
为了反对波兰殖民者的剥削，1648年，乌克兰爆发了由哥萨克盖特曼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民族大起义。为了获得同样信仰东正教的沙俄的帮助，赫梅利尼茨基多次表达了服从沙俄领导的意愿。
1654年1月，在基辅近郊的小城佩列亚斯拉夫，赫麦尔尼茨基代表乌克兰接受了沙皇对乌克兰的统治和保护权。此后，双方签署关于俄乌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
尽管摆脱了波兰人的魔爪，但乌克兰已沦为沙俄的附庸。
在此后的200年间，沙俄一直牢牢控制着乌克兰，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彻底废除了已延续100多年的盖特曼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贵族们逐渐接受一个事实——“乌克兰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而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在乌克兰自治制度被彻底废除后，沙俄政府采用各种行政手段，对乌克兰进行“俄罗斯化”改革。
譬如将俄语设置为当地的官方语言，禁止乌克兰文书籍和教科书的出版，强制乌克兰人抛弃母语和文化传统。除此之外，还按照俄罗斯的社会模式、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推倒并重建了乌克兰的社会结构。
在当时，“乌克兰史”形同禁学，研究“南俄历史（乌克兰史）”的学者，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都会遭到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立场的沙俄政府的怀疑和迫害。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沙皇俄国被赶下了历史舞台。不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仅全面继承了沙俄在乌克兰的一切权力，并将沙俄提倡的“统一而不可分割论”尽数吸收。
自20世纪20年代末起，苏联在文化和科学等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斗争。
其中，他们依靠政治高压，建立了所谓“官方乌克兰史学”，传统的乌克兰史学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其代表人物先后被打上了诸如“民族沙文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资料显示，在苏联史学界，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
乌克兰的独立，标志着苏联“官方乌克兰史学”的终结。
但是， 在苏联解体之初，乌克兰的民族概念远未成熟，不同地区的居民，对于“新国家”的认同感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伴随着乌克兰历史（尤其是沙俄和苏联统治时期的历史）研究的重启，在乌克兰境内沉寂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矛盾，全面被拉上了台面。
首先被推上台面的问题，是发生在1932—1933年的乌克兰饥荒。
乌克兰政府和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俄罗斯政府拒绝承认这场大饥荒是“种族灭绝”行为，并指出当时苏联的很多地方也发生了饥荒，并非是针对某个民族的预谋。
实际上，即便在乌克兰的内部，对于大饥荒的认知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譬如部分亲俄的乌克兰议员，在这一敏感问题上，大多持回避和沉默的态度。
其次是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德拉的“定位”。2010年，时任总统尤先科在卸任前，特意授予斯捷潘·班杰拉为“乌克兰英雄”的称号。
这一行为“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成为了激发东西部选民矛盾的一个导火索。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人们大多将斯捷潘·班杰拉称为叛徒和恐怖分子；但乌克兰西部地区的人们认为，班杰拉是争取乌克兰独立的民族英雄。
对此，当时身为总统候选人之一的亚努科维奇就表示，“尤先科应是整个乌克兰的总统，而不应是乌克兰一个地区的总统”，“这一举动无助统一，将进一步造成乌克兰分裂”。
一言概之，伴随着乌克兰历史研究的重启，不仅造成了俄乌裂痕不断扩大，并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增添了新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乌克兰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瓜分，一些地区曾经被不同的外族政权所统治。因此，我们很难说乌克兰有一部“在时间和地理上都保持完整”的历史。正因为特殊的分裂史的存在，造就了乌克兰“撕裂”的宗教文化环境。
有数据显示，乌克兰人信仰的宗教，主要是东正教和天主教。其中，东正教信徒约占总人口85%，占据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天主教信徒约占10%，其他的还包括犹太教、马蒙教等宗教。
纵观乌克兰历史，这里曾长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东正教会，即听命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服从于拜占庭教皇的乌克兰东正教。
14世纪中叶，立陶宛公国吞并南罗斯（即今乌克兰的大部），使得基辅东正教总教区与俄国分离，不得不臣服于拜占庭教皇，这就是乌克兰东正教；1448年，俄罗斯东正教拒绝服从拜占庭牧首宣告独立。于是，在当时的乌克兰境内，就存在服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服从于教皇的乌克兰东正教。
17世纪中叶，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全面控制了乌克兰，并全面推行“天主教化”，残酷迫害东正教会和东正教信徒。
17世纪中叶，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全面控制了乌克兰，并全面推行“天主教化”，残酷迫害东正教会和东正教信徒。
伴随着双方矛盾的日益激化，乌克兰全境爆发了民族大起义，并最终与同样信仰东正教的沙俄合并。与此同时，乌克兰东正教的基辅主教又逐步脱离拜占庭，最终于1686年全面臣服于莫斯科主教。
20世纪初，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东正教，又一度成为了依附于苏维埃制度并独立于梵蒂冈的宗教。进入80年代末，伴随着乌克兰争取独立步伐的加快，一直处于被“封禁”状态的乌克兰正教会重新开始了活动。
1990年10月，乌克兰正教会牧首姆斯季斯拉夫公开宣布，乌克兰正教会独立于莫斯科东正教牧首。
这就意味着，乌克兰的东正教又一分为二，即忠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乌克兰自主正教。其中，乌克兰的俄罗斯东正教宗教礼仪使用俄语，乌克兰自主正教的宗教礼仪则使用乌克兰语。
两个东正教教派在分裂之初，一度如何划分东正教教堂和财产问题，发生了不小的争执。但在1992年中期，两大教派宣布合二为一，成立了新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双方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和。
不过，在积极推进“脱俄入欧”和“去俄罗斯”化的尤先科总统执政时期，这个问题被再次提上了台面。
2008年，他借纪念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教1020周年的机会，正式向东正教名义上的最高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提出请求，要求允许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而独立。
原因很简单，就是希望乌克兰从文化和精神上彻底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历史渊源，也在一定程度上视为申请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投名状”。
乌克兰的宗教认同差异，虽然不具备很强的对抗性，也很难引发新一轮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人为制造宗教认同分裂的行为，实际上强化了乌克兰社会族群认同的差异。
苏联时期，乌克兰语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数据显示，乌克兰独立前，其境内学校的教学语言，主要以俄语为主（占90%）。直到1989年，乌克兰才出台制定了语言法，规定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政府依然要提供条件，保证俄语和其他语言的使用。
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国均走上了积极发展本民族语言的道路，乌克兰也不例外。
从1992年起，乌克兰官方对语言法进行了修订，规定乌克兰语为国语，并补充了乌克兰语在应用方面的条款。不过，新的《语言法》直到2006年才获得通过。
乌克兰政府在积极推进乌克兰语使用的同时，在许多公共生活领域大力推行“乌克兰化”政策，逐渐把俄语挤压出了国家的政府、教育系统和官方媒体之外。
截至2008年的数据，乌克兰全国合计有21500所学校，其中大多数使用乌克兰语教学的院校占到了69.7%，另有约1305所学校用俄语教学，还有2000多所学校用乌克兰语和其他民族语言进行双语教学（即乌克兰语与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鞑靼语、希腊语等18种教学语言）。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大多数国民，一直以俄语为母语。因此，这些地区的俄罗斯族裔和以俄语为“通用语言”的乌克兰人，十分不满政府强行推广乌克兰语的政策。
对于政府逐渐减少对俄语教育的支持，限制俄语媒体在乌克兰的播出等政策，体现出了强烈的抵触和反感情绪。
一言概之，俄语尽管不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在乌克兰说俄语者，仍然不在少数。是否将俄语制定为乌克兰的“第二官方语言”，一直是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每当乌克兰举行选举时，很多政客都承诺把俄语定为第二种官方语言；但是选举过后，这些承诺就被政治家们选择性地遗忘了。
乌克兰的实践显示，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并不一定必须实行单一的国家语言政策；强制推行单一的主体民族国家语言政策，很容易扩大族群之间的认同差距，不利于同一的国家认同构建。
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独立后的乌克兰奉行“乌克兰化”政策，从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多方面重新构建民族国家的认同的心态，我们是应该给予理解的。
但是，包括对乌克兰历史的重新研究、强制推广乌克兰语言文化等“去俄罗斯化”举措的实行，无形之中增加了族群之间的认同矛盾，甚至会破坏社会稳定和国家主权完整。
对于乌克兰人而言，政治家的品质在国家认同的培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至于向左还是向右，还是主要取决于政治家们的决断。
但我想说的是，在3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融合，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大民族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关系，已经形成了密切的连接；要想实现所谓的“完全切割”，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至于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赢”，或许只能交给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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