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路军领导层“主观上政治的战略战线上的错误”，当年的陈昌浩是这样总结的：
⒈从主观错误的历史根源与政治上的估计说起，正如中央反国焘路线决议所提出“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是很严重的反映到红四方面军的各种结构与生活中，而我个人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虽然在某种情况下，表示过反对国焘的军事退却计划，然而主要是我自己在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估计上，敌我力量的判断上，由是而联系到在苏维埃运动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动向及前途上，产生了与国焘路线不谋而合的（而不是完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对民族统一战线信仰不足，估计当时在河右岸打不出什么结果，因此渡河时期前后不能继续反对国焘退却路线，不能□□□完全执行中央与军委的指示（如宁夏战役计划，如渡河后率两个军东返……），不能拒绝国焘所指示的带三个军渡河的行动，客观上还是受着国焘路线的支配，分开红军主力，实行渡河，不坚持不坚决迅速向中卫出动，不及时或再渡过河岸来，不坚持西安事变后向东行动的意见，对和平表示失望，对红军主力希图退过河西等等。我的军阀主义表现，说军委分散四方面军主力，把西路军受到损失的罪过加到军委身上，对中央的军委的指示执行得不充分，以及自己在领导中多少还有些过去军阀主义的残余，这充分说明我本身之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我主观上的第一个政治上的错误。
⒉战略上的错误：从上述之政治观点的错误出发，加上对战斗环境之诸多不正确估计，就必然得出这样战略上的严重错误，主要表现在：
⑴未坚持集中兵力在渡河之后乘机退敌，先头部队与敌主力尚未集中之前，集中向中卫方面前进，靠近主力随时东渡，来呼应与团聚河东岸主力，以便主要战胜与打击当时河右岸进追之蒋介石部队，更有利的实行停战抗日与促进民族、统一战线之局面，以致丧失时机而不能不单独西进。西进在当时说来是正确的，因为既已失去东进之机，而不能不西进。西进本身主要还是想联合回军抗日，接通远方，造成西北更巩固之根据地。这一根据地在接通新、蒙，打通中国革命与新疆联络，并图取得远方之帮助，在当时中国革命要求上说来，是很重要的。如果认为西进是根本错误，这不但违犯了当时的中央与军委之指令与要求，而且恰恰受了二马之政治攻击。如果真正西路军完成了这一任务，或者能够保存实力进而至今达到与二马和平解决，如果有了我们力量在甘北立足，这对于今天中国实行抗战，对于衔接内地与新、蒙及中国与苏联联络上是有莫大意义的。
⑵未以击灭敌人为接通远方之基本条件。如果正确估计到甘北敌情、地形及战局内容与战略要素，不能击灭当前之敌，是不能希图完成其某种战略任务，何况西路军当前任务之如此巨大，不击灭二马至少给予严重与基本打击，迫其一时停战是不能完成“接通远方之任务”的，然在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
A、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继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与敌作不利之决战；
B、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战；
C、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唯恐损失实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
这样观念，若有相当根据，然在实际上既不能逃避决战，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这一战略估计的不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山丹地段集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结全力打敌，尤其是这一观念中深到五军指战员中，而削弱了他们备战的意志与行动，成为五军失败主因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使进入肃州以西，“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击退敌人又如何能取得东西到手呢？这一教训是值得注意。
⑶未能开始就实行“齐打齐进”与回旋的战略路线，集合最大兵力来实行包围与决战灭敌人之一部，此时，我们确是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一条山时未多集兵击敌；甘、红、古浪时集兵不够，主力分开；永昌时期未能“齐打齐进”；水泉子伏兵嫌弱；高台时未将主力迅速靠近五军。“分兵”恶果，使攻时不能实行包围，守时失利消耗，行时被敌袭击，驻时单纯防御。不错，在大量敌骑进攻之下，是不易作完全脱离阵地之运动战，但这不是说在永昌时期以及前时期没有依据部分阵地战来实行集兵包围与歼敌一部之运动战之机会。不错，甘北地形限制，不便于大兵集行一处，但这不是绝对不可以一时“挤住”甚至一部偶然露宿，来集兵迅速打敌，因为迅速打退敌人，正好解决粮房之困。不错，在甘州守×时期我们虽然实行“齐打齐进齐守”但亦无结果，这并不是此战略战术之失败，而刚刚是未在高台未失败前行此战术战略，致实力亏损，后行此策亦不可能。
不错，我们在高台失败以后，也迫于作消耗战，这并不是实行“齐打齐守”战策之后也不在于消耗战，而刚刚是我们在高台失败之前未能行此战策，致实力大减，尔后亦不得不行消耗之故。最后是说在敌骑紧迫之下，实行□□运动，无论行进攻防都是不利的。这一失策，是我们最痛苦之经验。
⑷因为不能集中兵力，实行包围战，故不能不走到单纯防御。而单纯防御结果，不能不使我们只有与敌人拚消耗。高台以后之持久防御是实迫处此，而高台以前之单纯防御确是自取之祸。
⑸分兵去抢占要点，诚属不妥，在甘北地形敌情及我力实况，可以不分兵抢占要点。因为主要方面不能歼灭敌人，虽抢到要点（如永昌、高台⋯注：原文如此）亦无所用，而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各个击破之机（如高台⋯⋯）。如果主要方面击胜敌人，要点不打自占，即有敌人占据，通过之亦不为难，并不绝对有所妨碍。
⑹由于对政治形势之估计不足，由于战略上之分兵与单纯防御。故自己实力大减而敌人更形猖獗，在这种条件之下，不能不产生我们之胜敌信心之不够。中央军委指责此点，当时我们还表示难于接受，然而事实上是如此。永昌以前，我个人信心是相当（只是相当的有限的）充满的，因为没有这种信心决不得提议西进；即在西安事变以后，还是有信心的，如果没有这一信心是不能主张西进的；但是在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确是缺乏，必须指出之。
⑺西安事变后，我们应该坚持东进，而我个人在这时不能坚持己见，说服其他同志实行东进，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因为如果东进，最少可以保存西路军基本力量，而政治亦有得策之处。继续西进实为失策。至于战术上之缺点已如前数章详言之，此地不重复。
⒊政治工作上的缺点：
⑴在内部政治工作上，提高胜利信心不够，反倾向斗争中未能根本揭发四方面军历史错误与联系到反国焘路线的教育工作仍不能达到应有程度，致有个别干部投敌与逃走。对保障战术执行还不充分，特别是九军、五军。对于我党的政治工作的领导上还是薄弱，训练干部做得不够，干部政策还保留一些缺乏有系统的教育与自我批评等高尚的传统。组织工作还是缺乏计划性，督促检查与保障其实现仍属薄弱。分散时期，对分散部队之政治保障不力，这不能不使西路军政治工作仍是在过去基础上，而不能开辟应有的新的局面——统一战线。
⑵统一战线上，还是不相信与二马成立统一战线的倾向，仍缺乏各种各样的耐心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是统一战线做得着，更未能以下层统一战线推动上层统一战线，以上层统一战线影响下层统一战线。
⑶在群众工作上，首先对广大群众的号召，与直接间接的满足其要求，发动其斗争，使之成为强大的反马力量与红军的后备军，这一工作做得不充分。对于回民工作做得不够，甚至会有破坏汉、回群众利益的事实发生，对回民工作发动太迟，发动后，亦未更有力的有计划的来推动。[1]
亲历西路军失败的幸存者之一的李聚奎时任红九军参谋长，西路军失败后，他先于徐向前几天回到驻陕西省镇原县城的援西军司令部。1937年7月18日，他遵照援西军政治委员张浩（林育英）的指示，撰写了一份名为《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的报告，后来经张浩上报了党中央。
这份报告总结得深刻到位，可与陈昌浩的这个报告的内容互为参照印证。
关于西路军的“战略方针”，李聚奎举例作出了五项检点：
⒈过河后，是没有作战决心的，过河的目的，亦是未定的，究竟到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是没有确定的。在土门子，西路军的领导者这样说过：“这次过河，军委是没有一定决心的，总司令部亦未确定，究竟过多少部队，就是四方面军指挥部，自己亦未确定，接着说军委决定过河一个军，有同志说一个军更糟，另有同志说一个军有一个军的打法。”因此就可见是没有作战决心的，只抱着无限的向西退却（所谓西进）。
⒉因没有作战的决心，在战略布置上，就是一个退却掩护部署，分散起来。如过河后，决心以三十军先占吴家川、尾泉、一条山，九军再由索洽铺[锁罕堡，今兴泉堡]进大拉排向横梁山、甘草窝、古浪推进，三十军又迅速抱土门子去凉州，这样分兵各走一路，甚至在军的范围内，又要分一个团或二个团出去，所谓先头兵团如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带一个团老走先头，最少隔主力一天路，这只有用退却掩护战的眼光来看，才说是以九军为右纵队，什么迷惑西宁的词调，不然就无从说战略方针了，事实上只有孤军无援的各自战斗，结果有机会不能消灭敌人。
⒊通过了横梁山、甘草窝、古浪、凉州以后，即在八坝、永昌、山角之线，提出创造根据地的口号来了。但这个口号，只能成为退却掩护战略的掩盖，不能实现。历史告诉了我们，过去中央苏区，粉碎了敌人一、二、三、四次“围剿”，不但是巩固了苏区，而且扩大了，到五次“围剿”，不但没有粉碎敌人“围剿”和巩固已有苏区，相反的被敌人逼迫退出苏区，这是单纯的分散防御，被敌人包围没有看到，敌人未消灭，根据地是没有法子可以创造的重要关键。
⒋军队的组织，不适合于现代的战斗，非战斗部队太大，在有敌人骑兵顾虑时，以一个军来掩护非战斗部队（五军掩护直属队），其余各军师直属队，亦要抽出很大兵力来作掩护。甘浚堡被敌夜袭，直属队是两个步兵团掩护（先头一个团的布置），结果敌袭成功，自己失败。当然干部的犹豫、动摇、害怕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如果非战斗部队小一些，则失败情形亦要好些。
⒌假使过河后，有决心消灭敌人，即集结主力于吴家川、尾泉或索洽铺[锁罕堡，今兴泉堡]、大拉排一带，采取运动战方式，乘敌人主力未集中，给以各个击破而消灭之，在战斗中不让敌人逃脱一个，那么就在吴家川、尾泉、索洽铺[锁罕堡，今兴泉堡]、大拉排、甘草窝、横梁山、一条山一带，创造根据地来是有可能的。[2]
笔者认为，陈、李的这些反思和总结，至少是接近清醒的中肯之论，值得重视。
对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错误，陈昌浩自己揽了：
虽然西路军犯了这个（些？）政治上战略上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特别是“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我到苏区后，我始终表现了我完全同意中央反国焘路线之正确。我总为我自己在西路军未成立之前主要是渡河之前，我是受到国焘路线的支配的。但是，是开始过企图反对国焘退却机会主义军事策略与承认过去“分裂红军反对中央”之政治路线的错误（当然承认得不够）。[3]
对于“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一句，可能有人会持有异议。但笔者认为，这个总结应该是比较恰如其分且接近真实的，西路军领导层或许在主观上并没有“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无论如何，西路军西进“打通国际路线”，也是中央同意并赋予了的重要任务！
在当时全党痛批“国焘路线”的政治环境下，身为原西路军主帅之一的陈昌浩本人又有东返后未回延安却去了武汉的“短时脱队”问题，肯定也因此而在党内批评中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故而在半个月后，他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中，又对西路军领导层“未能克服国焘路线”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但同时也对自我作了“我在西路军基本上是执行国焘路线”的过度“上纲上线”，既不实事求是，也很难视作由衷之言。
对治史者而言，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第一次报告书的内容，应该更具价值。
陈昌浩后来因病去苏联医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又被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后来还上斯大林格勒前线担任过翻译。建国后回到祖国，先后担任过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与批斗，于1967年7月30日吞下大量安眠药自尽，终年61岁。
他留下来那些痛定思痛的反思文字，却成了至为珍贵且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的历史文献。
不过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在他去世20多年后，这些难能可贵的反思和总结又被推翻。
注释
[1]《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85～第98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李聚奎《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转引自青海民族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组《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㈣》第581～第583页，1980年3月印发。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3]《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9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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